——专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杨民助
当一个新事物最初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对其固有价值的评价会很自然的出现曲线式的偏离；但今天，MBA在中国已走过了十几年的路程，再给它套上光环或扔进粪坑都将是不理智的，我们需要还原它的本身。
中国MBA教育，嫌少不嫌多
目前，在中国开办MBA教育的学校已经有63家，由于办学质量的良莠不齐，容易使人产生MBA教育在中国是否已经泛滥的置疑，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的MBA教育吗？“别说全国有63所大学已经开办了MBA，就是630所也不嫌多。”杨民助认为，相对于社会现在以及将来对管理人才越发迫切的需要，对比美国MBA悠久的办学历史和约2000多个MBA项目的办学水平，我国目前仅仅约十来万的MBA在校生及毕业生总额，应该说是太少了。
目前中国企业的管理现状普遍落后，企业更多关注于抢市场，忽视现代化企业运作机制，企业管理还多采用粗放式，造成MBA毕业生没有用武之地，施展不开手脚；但随着WTO精神的进一步渗透，市场的进一步放开，企业对管理人才的潜在需求巨大。
杨民助这样评价目前企业普遍的管理状况：“整个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地。”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做演讲时表示：目前MBA需求量还不大，原因是企业没有认识到。企业对管理不规范，它还不需要这样规范的人才。但是3、5年之后，一个企业所具有的MBA数量会逐渐成为衡量一个企业的综合水平的很重要的标准。
王石的看法起码说明，现在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经过MBA教育或者其它管理教育训练的人才数量在管理层中所占比例影响到企业管理竞争力。技术固然重要，但只有管理才能使得技术发挥作用，走向市场。而管理人才不能单纯靠实践，必须经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培养，MBA教育是这种培养的一种途径。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一些学校办学资源不够、缺少认证资质以及拼命扩招的做法有损MBA品牌声誉，这些噪音夹杂在MBA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很不协调，甚至使人对MBA教育产生怀疑，催化了人们对MBA教育的态度从极热至极冷的非理智性转变。
但是，MBA教育事业就像一部需要用巨大的推力推动它快速跑起来的车，由于目前的力量不足，不得已把车上的某些东西扔掉或者出现后面的车掉队的情况，即便如此，这辆车就不该继续前行了吗？杨民助认为，在高速的发展之路上应该抓主流。
“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要尽量多的培养MBA人才，这是我一贯的看法。 受教育的人越多，教育的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发展就越快。试想当被管理的人都懂管理的时候，那么企业将会是一个什么水平。”杨民助解释说这就像有了律师同时也还要全民普法的道理相类似。
社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让每一个学习MBA的人都成为管理大师似乎不可能，但成不了大师能做管理也有价值。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和他能不能去画画是两码事。
理论、案例与实践
从以往教学效果好的MBA学员身上可以总结出，原来学习MBA之前就有一些管理经验的学生学习的更快、更好，这是事实，但是否意味着只有具有工作或者管理经验的人才有权利学习MBA呢？
事实并非如此，国外MBA教育分为两种，即具有管理经验的和没有管理经验的人可以分别选择自己的MBA管理课程进行学习。学习和实践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先学习还是先实践都是可以的，“按道理讲先学习后实践更好。”杨民助说，只是我们的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不允许我们这样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中国的MBA教育不从ABC开始，而倾向于拔高教育。
“按我想，将来的一个理想状态是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学一些经济和管理的课程，这样他出去以后发挥作用会比较大。未来像西安交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将没有专门的从事管理的本科教育，只做管理类硕士和博士教育。”杨民助如此憧憬他的管理教育之梦。
MBA教育的意义在于，曾有管理经验的人通过学习让他清楚了解为什么以前那么做是对的，为什么这么做当时就栽了跟头，他的经验会得到系统化的梳理；没有管理经验的人先学习理论，虽然不能避免今后管理生涯中长期适应实践的磨练过程，但是可以让他少犯错误，少摔跟头。
MBA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理论教给学生方法论，案例帮助提高学生的具体分析能力。但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例。在真实的现实中，面对正在出现和将要出现的问题，绝对不可能从曾经的案例中照搬或从理论中找出现成的答案。
那么，MBA教育应该像明茨博格的IMPM教育一样让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吗？
“学生来学校就是来学习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过多的给他实践的东西，教学效果反而可能不太好。我们比较重视理论教学，最起码结合实践把这个理论弄懂。”杨民助说西交大的做法是，给学生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他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他总能运用所学的方法找到解决的办法，不是为了案例而学案例，是为了通过对案例的学习更好的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杨民助认为学校还是应该更多的给学生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就事论事。
不存在管理方案复制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在实际的管理中需要悟性和灵感，对于管理课上所学的理论知识要创造性的发挥其工具的作用，分析并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是杨民助认为，类似于丰田的创造性案例不是偶然，这是长期积累，量变发生质变的结果。创新也需要一套思路，推断出来，而非一下子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归根截底，还是需要理论基础。
国外商学院“登陆”最大屏障——文化
2004年，哈佛等国外著名商学院即对进入中国市场表现出极大兴趣。
“狼肯定是要来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练好一个强壮的身体与狼搏斗。”杨民助坚定的说。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在竞争中互相学习是件好事。国外商学院拥有雄厚资金投入，高技术手段，国际化的管理理念，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杨民助认为他们的最大障碍也就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对自己文化、国情的了解。
“中国文化不是老外一天两天能够简单学到的。”对此杨民助深有感触，他举例说有的学校的MBA，特别是EMBA大量引进国外的师资和课程体系，结果学生反应非常大，觉得老外解决不了我们中国企业的实际问题，老外所讲的一套阳春白雪非常漂亮的东西在学生这儿根本没有遇到过，学生想解决的问题老外可能还会奇怪——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所以，纯外教来教中国的企业家办中国的企业是有它的难度的。”
因此，现在很多学校采用了请中国长大的到国外读过书的人回来任教。这样双重文化背景的人更有可能在国际化与市场化有机结合方面做得好一些。杨民助表示，目前西交大并不排除聘用一些纯外教，但目的不是主要在教学方面，更重要的是合作科研方面，让他们与西交大的老师一起做研究，增加我们本土教师与国际科研平台交流的机会，让中国的科研成果杀向国际市场。
实际上，中西方经济融合以及所谓国际一体化过程中文化的融合是最困难的，文化差异留下的痕迹也最明显。要培养国际性的人才，不是简单的请老外讲讲课、与跨国企业多接触几次就能实现的。除了学习国际规则以外，还要学习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到底是怎么思考问题，怎么做生意。不过，杨民助认为这是个逐渐吐故纳新的过程，在逐渐去除我们文化中固有的落后成分的过程中，应该向外国人学习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时谨慎的态度，不能一下子丢掉我们的优势——人文背景，而完全西化，那样很危险。
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竞争的最终结果是逼迫所有参赛者发挥各自的优势，走出各自的特色，杨民助认为竞争会淘汰一些差的，但从中外两方力量竞争的角度，不存在谁会出局的状况，他认为最终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中国特色的校友网络价值
学东西、提高薪酬待遇、拿学位和获得人脉关系这四个学习MBA的主要目的中，校友网络价值所占的分量是因人而异的，但可以肯定，对某些人来说，它的价值非常重要。
在美国《商业周刊》对全美排名前30位的商学院的一次调查中，各个学校的校友表示，他们虽然试图利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校友网络，却基本以失望而告终。杨民助告诉中国新时代，校友网价值的利用程度与国情有关。外国人做生意关系和面子不是重要的，能不能获得利益是重要的。而在中国，人情味比较浓，在同等情况下，总是会把面子卖给熟人。所以，就中国目前来说，很多人来读MBA的目的之一就是打开自己的关系网，这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比较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读完MBA之后，拉同学加入自己原有的企业，一起创办新企业，或者原来本是上下级关系的在共同读完MBA后职位的关联性提升的现象比较普遍。
有人重视现有同学的关系网，有人追求过去毕业生的校友网络价值。所以对于那些过去的毕业生不很优秀，现在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人脉关系资源的学校来说，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杨民助认为，应该正面的去看待这种现象，我们所说的“人脉关系”与以不正当的理由拉关系的不正之风是有区别的。校友网络使同学之间的了解程度提高，信任程度也相应提高，基于这种信任携手共创新前程是很自然的。杨民助说：“校友网络甚至会产生一些无形的而有益的牵制作用。” 比如，即便读书的时候不认识，但都是交大的校友，这种间接的纽带关系使个人的一次针对一个人的商业欺骗会迅速扩大为整个校友网络范围对骗人者信任度的大幅度降低。所以，在熟人圈子里做不善的行为，人们会非常顾虑。
除了MBA的校园网络价值，学习真东西，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已经成为MBA学员最为重视的一个学习目标。“为了拿学位的，比如政府机构、国有企业里的学生还是有一些，对于大多数个体经营者、外资合资企业工作人员来说拿学位的吸引力已经不很大了。”杨民助说。
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没有真东西，光靠一张MBA毕业文凭是不能长久的。杨民助甚至认为：这张烫手的文凭有可能反而会打破你原来的饭碗，因为你是本科生的能力我用本科生的薪水来雇你，这种劳资关系是较为稳固的；当我需要用MBA硕士的薪水支付你时，你就应该发挥出一个MBA应有的作用，实际贡献应该有显著提高，否则我肯定会请你走人。
MBA教育不再是虚华浮躁之人的宠物，我们需要用理性给它以固有价值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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